該書討論了助勘式工具（heuristic tools）在科學實踐的認知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並以此形成全新的科學合理性觀。還討論社會性分布的認知資源如何有助於形成具有一般性的科學概念，以及認知科學的經驗研究成果如何有助於自然化的知識論和自然化的科學哲學。作者所提倡的這條進路有助於對以上幾條進路所面臨的主要問題給出頗為系統的回答👩‍⚖️。

美國哲學家塞拉斯（Wilfrid Sellars）在一篇題為“哲學與人類的科學形象”的名文中說🧑🏼‍🎤👨🏻，哲學與其他學科的不同點在於它必須熟悉其他學科所研究的課題，並使用意義最為廣泛的詞匯來理解事物（Sellars 1962/1963,1-2）🕵🏼。塞拉斯這篇文章的目的是為了調和一直困擾著西方哲學的兩種對世界的看法。第一種從日常經驗的視角看待世界，並使用日常語言來表達對世界的看法。第二種則試圖給出科學對世界的看法。美國物理學家和科學哲學家愛丁頓（A.S. Eddington）的桌子就是個著名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桌子是由幾條腿支撐起來的一個平面所組成的密實固體。而在科學中，桌子由原子組成，在原子之間存在著大量的空隙 （Eddington,1928,XI—X）。日常與科學這兩種看法分別擁有不同的本體論承諾。前者認為世界是我們所經驗的世界，由我們用日常語言所描繪的各種事物所組成；而後者則認為組成世界的是那些可以用當下最為成功的科學定律來正確描述的東西。

一種調和這兩種看法的方式是物理主義對經驗的還原論立場。該立場認為上述兩種看法並不存在沖突，因為經驗可以被在基礎物理層面上所展開的科學說明還原為最終的實在。然而🦇，物理主義的還原論並未能夠說服所有人🤯。並不是所有人都認為科學現象都能被原子為說明，或基礎物理所展示的就是最終實在。不承認物理主義的還原論並不意味著兩種看待世界的方式不能調和🤱🏿。如果科學能夠用不同本體論來描述世界🔪，這些描述未必都與日常經驗相沖突☀️。比如，如果細胞、不同種類的物質或群體性現象的一些性狀無法用基礎物理的定律來說明，那麽，兩種看待世界的方式之間的沖突就會消失，代之而來的是對存在的不同的或多元的理解🤷。基礎主義知識論認為科學發展帶來了更為嚴格的本體論。從基礎主義觀點出發，承認科學中存在無法被物理主義還原的成分是一種阻礙或退步，不可還原性是由於科學的 某些部分還不夠完善所造成的。基礎主義觀點主導了20世紀的科學知識論，特別體現在邏輯實證主義和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的自然化的知識論中🫖。在這些知識論中🐝，科學的進步體現在對科學的局部本體論的消解或還原🎭。比如👳🏿，化學中的分子被物理中的原子說明，生物中細胞被分子說明👳🏽‍♀️。因此，以物理學為標誌的基礎科學與其他學科的界限劃分得相當清晰👂🏼🏌️。

毫無疑問，對科學的理解最終離不開本體論。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的醫學與江湖郎中的實踐之間的根本區別，就在於前者在本體論層面上堅持醫學知識的經驗基礎，因而被看作為一種科學實踐🛌。不過，基礎主義並不是唯一一種為科學知識論奠基的本體論👩‍🍼。剛才提到的非 還原主義的多元本體論也是一種選擇。與基礎主義的本體論不同，非還原主義的多元本體論並不認為科學說明所必須假設的實體的數量越少就越好，而是允許科學發展產生更多的具有說明力的實體。這些實體無須越少越好，只要它們能夠有條理地組合在一起👨🏽‍🎓，其組合方式越 能有效地增加人類的理解則越好。而組合方式是否有效則依賴於一系列實踐因素，其中包括科學方法🍛、標準與規範、模型建構的技術等。這些實踐因素與依賴其形成的實體組合在一起對特定的科學問題給出答案。非還原主義的多元本體論要求我們不能僅把科學知識看成為真 的或接近為真的理論👨🏽‍🍳，而應該看成是科學實踐活動的產物🤚🏼。這些科學實踐活動包括運用合理的方法、與環境互動、學習新知識和技能、解決困難🌍、運用恰當的技術和模型等。所有這些實踐活動與科學研究機構一起使得科學知識的產生與傳播成為可能👩🏽‍🎨，人類也正是通過科學實 踐所獲取的知識來增加對世界的理解。在科學哲學領域之外🏄🏻，非還原主義的多元本體論獲得不少學者的支持🏊🏻‍♂️。

比如👂🏻👨🏿‍🔬，法國科學社會學家拉圖爾（Bruno Latour）指出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對世界預設了一系列的二元論，比如主觀與客觀、自然與社會等。這些二元論均建立在對科學的客觀性和確定性的追求之上。拉圖爾的科學社會學試圖為科學的客觀性提供一個正面說明，卻 無須預設現代性的二元論。他的策略之一就是論證在科學中存在著不同種類的客觀性🏄🏽，而這個論證必然預設非還原主義的多元本體論。只有認識到人類所面對的是一個多元的存在樣態這一事實，才能在與世界或蓋婭的互動中🧖🏽‍♀️，真正以科學為手段來處理諸如全球氣候變暖等的事關人類前途的重大問題，並在不具備完全確定性的情況下做出合理的群體性決策（Latour,2013）。

英國人類學家英戈爾德（Tim lngold）從人類學的角度質疑了以征服自然為目標的西方科學的現代性特征。同拉圖爾一樣🧕🏻，他也質疑知識論和本體論層面上的一系列二元劃分🧍🏻，如人與自然👨🏼‍🚒🚅、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主觀與客觀等👤，並以此質疑為起點來重建一個不同於傳統 進路的知識論原則。與拉圖爾不同的是，他沒有在思想史中尋找不同的本體論樣態的存在，並以此來理解科學規範以及人在世界中的位置。英戈爾德的出發點是打破一個深入西方思想中的對人的二分，即作為生物性的有機體與作為社會性主體的人的二分。在他看來🚅，生活在世界中的人類既是有機體又是人🚕，他們的社會關系與他們的自然關系之間沒有本質區別，而社會關系不過是生態關系的子集（lngold,2000,5）🐯。從這種本體論的視角看，人類學和生物學只是生態人類學的兩個方面👨‍🔬。作為有機體和社會性的人不是被動地接受外在世界的刺激並做出反應🧑🏻‍🍼🤵🏽‍♀️，而是主動地與環境互動🚶‍➡️，並以此建構出世界與自己的意義。因此，生活並不是一個程序🐯，而是人與環境互動關系的創造性展現。人類並不是作為征服者而外在於自然🧖🏼‍♂️，而是作為自然一部分居住在自然中🤦🏻‍♀️。

拉圖爾和英戈爾德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出發拒斥了傳統知識論所預設的二元論，代之以一種“生態觀（ecological view）來看待科學知識🏄🏼。在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的研究中接受這種生態觀，將意味著研究者們需要認真對待科學知識產生過程中的社會實踐背景📠。這種生態觀很好地揭示了本書的理論關懷的初衷。我們並不想辯護或發展拉圖爾或英戈爾德理論中的任何細節，盡管在後面我們還會常常提起他們理論中的某些相關部分🐫。我們認同的是他們對傳統知識論所預設的二元論的批判🕥，並以這種批判為起點來發展一種也可以被他們稱為“生態的”科學哲學🎳，即我們在後面所要詳細論述的科學實踐哲學。

科學實踐哲學所頇設的多元本體論意味著對世界的不同描述之間有可能會存在張力♙，卻不意味著對世界的科學的和非科學的描述之間一定會存在張力。正如我們的研究所要展示的，科學實踐只是色彩斑斕的各種人類實踐中的一種🧘🏼🙍🏿‍♀️。人類通過各種實踐活動獲取對世界的不同體驗，而每種實踐都會擁有獨特的規範與概念。如果對世界的不同概念系統之間存在著張力🧚♌️，這些張力並不應該被看成是對人類知識或理解力增長的阻礙，相反，應該被看成是幫助增長的必要條件🚶‍♀️‍➡️。本書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論證這種以實踐為出發點去看待科學的方式如何為解決科學哲學中一系列傳統問題提供了新視角與新資源。值得強調的是，科學實踐哲學或我們在後面會更為清晰地刻畫的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哲學，並不認為科學理論不重要，也不會認為所有的科學哲學問題都必須從科學實踐的視角獲得解決。我們想要揭示的是，一旦研究視角從傳統科學哲學所聚焦的理論轉向實踐，不僅傳統科學哲學中許多難題都可以獲得之前所沒有的分析與解決資源，而且還因為新的本體論預設的介人🫱🏿，而導致對科學哲學問題域的重整，從而開拓出新的研究領域⇒，就像拉圖爾和英戈爾德的研究所展示的那樣。這足以成為我們重視科學實踐哲學這個新進路的理由👨‍🌾。

那麽👦，如何以實踐為中心來研究科學哲學呢？這是本書所要詳細處理的中心問題處在此我們先作一個簡略的描述。一般來說🏊🏽‍♂️✍🏿，科學哲學是對科學研究中的知識論規範（epistemic norms）的探討。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哲學試圖從不同的實踐視角，比如，認知（cognitive）視角🏌🏻‍♂️，歷史性視角🧇，理論運用的與境（contextual）視角等，來理解科學知識中的知識論規範🤦🏻‍♀️。從這些視角來看，僅把科學知識看作滿足某些知識論標準的信念是不夠的，還需要考慮到相應的知識論標準的規範性來源𓀆，以及社會性的行為與認知樣式（pattern）如何限製這些來源，並為這些來源提供可能。關註於這些行為和認知樣式的不同方面，我們可以談論實踐、研究綱領🪦、風格和範式等不同的概念👨🏻‍🍼。這些概念的側重點雖不盡相同，但都關註科學實踐中認知的🪨、歷史的和社會性維度，以及這些維度在未來社會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這一點上🛀，這些維度都推動了本書所要發展的研究進路😔。承認科學中知識論規範的多維度性就會意識到認知科學、社會科學和科學史對我們理解科學知識的本質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幫助。因此，我們應該把科學哲學看成是理解知識產出過程中社會性努力的一部分。

我們不妨用再看兩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點。自19世紀開始直到今天，科學哲學中不同版本的機械論都認為科學與其他信念體系的一個重要區別在於機械論從機製說明為出發點來建構科學知識。因此➝，如何刻畫科學說明中的機製概念就成了科學哲學的中心問題。這 個科學哲學方向是卓有成效的，至今仍具生命力。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哲學並不會否認機製論說明的重要地位，但卻要指出我們不應該認為所有的科學說明都可以有通過機製的產生和運作來刻畫。科學知識的產生、發展和傳播是在由社會性研究機構、技術、個人和群體性技 能等因素構成的與境（context）中進行的👩🏼‍🍳。因此🦠，科學實踐中的許多知識論和方法論上的問題無法通過機製說明來理解。這意味著科學哲學應該與認知科學、社會科學等學科建立聯系🦹🏿。與認知科學和社會科學分隔的科學哲學只能因其與實踐脫節而走向空洞虛無。當然，這並 不意味著科學哲學應該被還原為社會學或心理學🎪。機製說明在許多科學領域中作用重大💇🏼‍♂️，在物理學中甚至是決定性的💮，但這並不意味著科學哲學的理論可以被還原為機械論模型🚴‍♂️。在社會學和機械論兩個極端之間存在著廣闊的哲學反思的空間。

另一個例子來自當代心靈哲學和行動哲學。這兩個哲學領域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圍繞著對行動（action）的一個假設展開🕵🏽‍♀️，即假設在行動和意向性之間存在著構成性聯系（constitutive connexion）👮🏿‍♀️。這個假設無疑成功地說明了許多人類的行動💤，並以十分漂亮的方式為社會科學發展出自主性的研究領域與研究綱領。但是，這個假設所面臨的一個問題是許多甚至大多數人類的行為都不能被單純地看作是行動，比如，專家的技能、社會交往能力、老一輩人的豐富經驗🦟、知覺能力等🤽🏿‍♀️。在近期的認知科學領域中已經出現各類不同的模型試圖說明和理解這些行為。這些行為不具有意向性，因而並不被命題態度支持➡️。但它們對於理解人類的認知以及知識如何在實踐中社會性地構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於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哲學尤其重要🕵️‍♀️👳🏿‍♂️。

在這樣的背景下，20世紀80年代初在科學哲學內部逐漸興起了以科學實踐為中心的各類研究進路🦹。它們借鑒了其他科學技術元勘（如技術哲學、工程哲學、科學社會學、科學知識社會學等）的某些理論資源，試圖在具體實踐與境中研究特定知識論規範的產生、發展和變化的過程及規律，在吸收歷史和社會轉向對科學實踐中的歷史、社會、技術、心理等因素的重視的同時💁🏻，保持了傳統科學哲學對知識論規範性的關懷，以免陷人極端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的泥潭。它們的研究進路紛繁多樣，也帶有各自的問題。我們不妨簡略地看看以下四個頗為重要的研究進路🈵：

1.以科學實驗和儀器為出發點研究科學實驗過程中的認知問題（如Hacking,1983;FrankIin,1987等）。這些研究強調科學實驗的知識論問題可獨立於理論與經驗證據之間的邏輯關系，並從不同的角度探討科學實驗和儀器的知識論和非知識論規範是如何在具體實踐中產生科學知識的🈹。這條被稱為“新實驗主義的進路開出了科學哲學一個新方向🚵‍♂️，但也存在如何聯系科學實驗和儀器的使用與其他種類的科學實踐之間認知關系的困難🧚🏼。由於科學實驗和儀器使用規範的有效性常常局部地受限於具體實踐的境況🧑🏻‍🤝‍🧑🏻，如何使用這些規範來發展出更加廣泛的科學知識和方法理論則需要更具一般性的實踐概念來完成。

2.以科學實踐的歷史性為出發點研究科學及科學哲學基本概念的產生和演進💆🏻‍♂️。這些研究著眼於考察科學實踐中知識論規範性概念如科學真理、科學推理、合理性、研究對象🕰、客觀性等是如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展現不同特性的🏧。這條研究進路揭示了許多傳統科學史無法觸及的科學實踐和科學哲學的問題。但是，對於科學史與科學哲學之間的關系，研究者們並未形成共識𓀍🖱。一些學者認為他們的研究是 純描述性的，與科學哲學所關心的規範性問題不相幹。如果這種看法正確，那麽對知識論規範的歷史性研究如何對科學哲學有所貢獻就成疑問🍌。

3．以認知心理為出發點研究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及結果（如Giere,1988;Thagard,1988,1992;Carruthers,et al.,（eds）,2002;Netz,1999;Nersessian, 2008等）⏪。這些研究從不同的認知科學新成果出發🖐，展示了科學實踐中認知心理層面對認知論規範建立的不可忽視的影響👰‍♂️，構成了當代自然化科學哲學和自然化知識論中重要的一部分。這種研究進路也存在不少困難🤙🏻。比如，由於在認知科學中對認知心理機製的結構有各種不同的假說🧖🏼‍♂️，使得這個研究進路呈現出越來越多的難以統一的說明模型。又如🗯，與2.的問題類似📕，認知科學中的自然化資源如何幫助我們理解規範性的科學哲學➾👶，也是這條進路所需要說明的🚶🏻。

4.對科學實踐本質在元層面上的理論研究。以上幾種進路極大地拓寬了科學哲學研究範圍🦹🏻‍♀️，但因缺乏一種更具普遍性的實踐概念，使得它們解決新老問題的能力打了折扣。在元層次上對科學實踐本質的研究是為了獲得這樣一種更具普遍性的實踐概念🦎。較著名的研究 包括皮克林[Pickering（ed.),1992,1995]。他把科學實踐理解為實踐主體在活動中遇到的阻力和對阻力予以回應的辯證過程。另一位是勞斯（Rouse,1987,1996,2002）。他把科學實踐看作是在社會、心理、物質條件⚗️、技術等類規範下進行的認知活動🫡。兩者的研究仍然存在著需要克服的理論困難🧗‍♂️。特納（Turner,1994,1999,2002,2010）指出實踐作為主體個人能力則需要解釋它如何能夠在社會中傳播，而作為所有社會成員共有的隱含規範則需要解釋它如何能夠通過學習而獲得。在特納看來👸🧛🏼‍♂️，皮克林和勞斯的理論資源無法成功地解釋這兩 點，因而須對實踐的概念給出更為清晰的說明。

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哲學在國內逐步獲得關註（如蔣勁松等編，2006🦥；吳彤，2010）這些研究涉及了上述各進路中許多問題，使國內學者註意到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哲學的重要性🧑🏿‍💼，但未能對這些問給出系統性的應對方案✈️。相對對以上幾種進路📊，本書所提倡的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哲學更加註重揭示認知規範的歷史性樣態和探討認知科學的成果對科學實踐哲學的支持。比如，我們將討論助勘式工具（heuristic tools）在科學實踐的認知過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並以此形成全新的科學合理性觀🛌🏼。我們還將討論社會性分布的認知資源如何有助於形成具有一般性的科學概念🎓，以及認知科學的經驗研究成果如何有助於自然化的知識 論和自然化的科學哲學🙎🏽。本書所提的這條進路有助於對以上幾條進路所面臨的主要問題給出更為系統的回答。

我們的研究從方法論和知識論層面上入手↪️🥞，逐漸揭示相應的多元主義的本體論後果🗣。第一章首先討論以理論為中心的科學哲學在方法論和知識論上的理由。20世紀上半葉現代邏輯和分析哲學的發展，使得許多科學哲學家認為一旦經驗證據對理論支持的邏輯結構得以厘 清，我們便會透徹地理解科學知識的特性。這種看法使得以理論為中心的科學哲學在20世紀上半葉占據主導地位。然而👨🏽‍🚀，仍然有一些學者如紐拉特🧵、弗雷克和波蘭尼等指出了以理論為中心的科學哲學的局限性。他們敏感地看到認知論規範無法被還原為邏輯和數學規則🫷🏽🐐，並 從不同視角探討了隱含在科學實踐中的社會性、技能性🛹、技術性👨‍❤️‍💋‍👨、認知性的規範與標準如何在科學知識的形成與辯護過程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20世紀下半葉產生的歷史主義轉向以及科學社會學的介入強烈地要求科學哲學更多地關註真實的科學實踐。然而，一些歷史主義的和科學社會學的研究也帶有極端相對主義的傾向🌻，導致在知識論層面上的懷疑論🤽🏽‍♀️。避免這種極端相對主義和懷疑論的後果的一種方式🤡，是以隱含在實踐中的各種知識論和與認知過程相關的規範為出發點來理解科學。這便是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哲學的理論初衷。第二章更為深入地探討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哲學在知識論層面上所引發的一些問題。對這些問題的梳理有助於讀者理解之後各章內容之間的相互關系。這一章首先指出以實踐的概念作為知識論的理論起點需要超越個人主義方法論🤺。但是，不以個人認知能力為出發點也會引起一系列說明知識論規範性起源的困難，例如✈️，如何辨別一個社會性實踐，一個社會性實踐如何在社會團體之中傳播等🤳🏿。我們通過反思特納對實踐概念的批評來初步地處理這些困難。簡單地說，對實踐的規範性結構的理解不應該像特納預設那樣，僅以某些受到經驗證據支持的因果性律則關系來獲取，而是應該考慮到實踐中的規範性結構在產生和運作過程中所依賴的各類與境因素🐃。一旦意識到實踐是由這些種類不同的與境因素所形成的合理性布局所組成的🪃，我們就可以認識到隱含在實踐中的規範性結構在知識論中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這個關鍵性作用也有助於我們找到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哲學與當代知識論之間的聯系。

第三⛪️、四、五、六章圍繞著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合理性觀逐步展開並最終指向自然化知識論和自然化科學哲學的立場。第三章首先考察歷史主義轉向對邏輯經驗主義和批判理性主義的批評之後所引起的科學合理性危機👷🏿‍♂️。為了避免歷史主義轉向所起的危機，科學哲學界 逐漸興起了工具主義合理性觀。這種工具主義合理性觀常常作為抵禦歷史主義和科學社會學中某些極端相對主義的傾向並捍衛科學研究的客觀性的資源，在20世紀下半葉的科學哲學界裏造成了學者們在科學合理性問題上，必須在歷史主義與工具主義之間二選一的局面。我們認為這種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理論為中心的研究進路所引發的🧗🏻‍♂️，一旦看到科學實踐中隱含的不同規範與明晰的標準共同形成各類認知資源的合理性布局，我們就不難得出歷史主義轉向不必導致科學合理性的危機，而且工具主義也不必是捍衛科學合理性和客觀性的唯一手段。我們通過一些例子來展示在具體的科學實踐中各種不同的隱含規範和明晰標準如何形成合理性布局，並在此基礎上為“實踐和“科學實踐”的概念給出更為清晰的定義。

第四章提出助勘式結構的概念，並在此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一種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合理性理論。助勘式認知工具一向被當作可以被還原為算法的推理捷徑，我們認為這種傳統的看法並不正確。助勘式認知工具的一個基本特性是它們的系統性偏差具有方向性。這意味著理性的認知主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預測助勘式認知工具可能出錯的程度，因此🐫，我們可以像許多認知科學家那樣🕡，把助勘式認知工具理解為可錯的卻可靠的認知資源🏋🏽‍♂️。通過一系列具體的例子🚣🏿，我們論證不是所有的助勘式認知工具都能夠還原到算法。而且，即使在可以被還原為算法的助勘式認知工具中，在很多情況下，由於實施算法會要求超出人類認知能力所允許的界限💂🏽‍♀️，因而合理的選擇仍然是使用助勘式認知工具。另一個值得註意的特點是，助勘式認知工具並不只局限於推理工具🎺，也包括各種技術系統。綜合上述各種特性😄，我們把各類助勘式認知工具組成的合理性布局稱為助勘式結構⚖️。一個助勘式結構是為了解決特定問題而形成的一組功能性地🧛🏿、人為地和有層次地組織在一 起的具有系統性偏差的合理性布局。助勘式結構的概念很好地照顧到合理性布局中隱含在實踐中的各類規範和明晰的標準。在這一章的最後部分🧙🏼‍♀️，我們對近期以助勘式結構為合理性認知模型的幾種嘗試的優劣作出了比較🏋️‍♀️。

如果說第四章中所討論的助勘式結構的例子主要來自數學和物理學領域🟨，第五章則集中展示生物學領域中的一些助勘式結構的使用👨‍👨‍👧‍👦🐚。這一章首先討論了為什麽適應性概念的不同用法在生物學研究中應該被看成為助勘式結構♟。而全章重點則圍繞著當代生物學哲學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即自然選擇單位和層次的問題。這個問題在20世紀裏經歷了多次理論巨變。從這些巨變的歷史進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助勘式結構所組成的合理性布局如何保證了這些理論變化過程的合理性和客觀性。

以助勘式結構來理解科學合理性意味著對人類認知各種能力與結構的經驗研究是理解科學知識不可或缺的資源😿🐝。這意味著一種自然化的知識論☸️。然而🪣，對於自然化知識論卻存在著諸多質疑💌。第六章討論其中對自然化知識論尤其是對依賴認知科學資源的知識論最為重要的兩個質疑。第一個質疑自然化知識論是否能夠滿足知識論的規範性要求，第二個質疑自然化知識論是否與傳統知識論所依賴的先驗直覺和反思的方法相沖突😾。我們要論證的是，面對規範性論據Ⓜ️，自然化知識論可以依賴一系列防禦性的辯護理由🎆。由於是否接受這些理由常常決定於我們是否接受自然化知識論的前提本身，因而未必能夠被自然化知識論的反對者們接受。而對於先驗性論據🦽，自然化知識論可以直接否定知識論中先驗資源，也可以對先驗資源予以自然化處理🔬。在對先驗性論據的討論中🤽🏿，自然化知識論可以展示更為有效的自我辯護策略💌。在對先驗性論據的討論中，我們可以更為清晰地看到自然化知識論與認知科學之間相互支持的關系：一方面❇️，自然化知識論強調認知科學是建設令人滿意的知識理論不可缺少的資源；另一方面🏇🦸‍♂️，認知科學為自然化知識論的合法性提供了大量的甚至是決定性的論據或證 據💂🏽。其中助勘式結構就是一個重要例子🧑🏽‍🌾🔆。它讓我們看到科學實踐中的知識常常不是通過普遍適用的先驗原則獲得的，而是依賴於我們在前幾章中所展示的各種隱含規範與明晰標準共同形成諸多認知資源的合理性布局。

在討論了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哲學如何讓我們重建科學合理性以及其自然化方向的可行性之後，第七🏊‍♀️、八章繼續探討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哲學如何以新的方式處理科學哲學的經典問題。第七章集中討論科學說明和圍繞著科學說明的一些重要的理論概念🙄，如因果性、機製和還原論⬜️。這一章的目的是展示，助勘式結構的視角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這些概念在以理論為中心的科學哲學中的局限性。本章首先回顧了亨普爾尋找科學說明的充分必要條件的嘗試。他的覆蓋律模型為科學說明給出一個相當清晰的刻畫，這是科學哲學的一大成就。因為在此之前，由於科學說明是獲取理解的心理過程🧑🏽‍🏫，被許多反對心理主義的哲學家們認為難以用客觀的方式來刻畫。亨普爾的科學說明理論的局限性部分地由於他的休謨式的定律觀使覆蓋律模型難以處理在實踐中大量存在的因果說明。然而🤙🏼，對於因果說明存在著不同的理論，每種理論都有其難以充分說明的現象。近十幾年來逐漸興起的機製說明理論也同樣存在著不夠充分的地方🖖🏿。追求科學說明的某種統一的理論🚶🏻‍♂️‍➡️，其根源來自對還原論的一種誤解。這種誤解認為科學研究最終會形成一種統一的科學，在其中所有科學現象在理論上都可以還原 為某些最基本的單位和這些基本單位之間的關系。這種觀點之所以是一種誤解是因為🏄🏽‍♂️，即使使用低層次的性質來說明高層次的現象（因而高層次被還原為低層次的還原方式）是科學說明中十分重要的手段🫄🏻，但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所有科學現象最終都能夠在理論上還原為某個最 為基本的層次🚀💪🏽。科學家們在具體實踐中從不同的理論和實踐視角出發來考察外在世界中的各類現象😉，采用不同的本體論和方法論資源🥈，這些資源之間並不總能夠存在還原關系。多元主義的本體論和方法論的視角看，把亨普爾的覆蓋律理論，各種因果和因果機製理論看作是科學說明的不同助勘式結構是一種可行和有效的策略👨🏽‍⚖️。

第八章討論的中心問題是科學抽象。傳統的、以理論為中心的抽象觀認為抽象是從中立的觀察結果中抽取相關性質和剔除不相關性質的認知過程。傳統的抽象觀的問題是它所預設的中立的觀察並不存在🛒，因而難以像傳統的抽象觀認為的那樣成為抽象的起點。瑞德站在 以實踐為中心的立場上提出一種以抽象概念的外展性為抽象的知識論辯護標準的科學抽象理論，十分有效地說明了科學實踐中許多認知過程🪑。同樣以實踐為中心🧝‍♀️🪀，卡特萊特以自然的能力的概念為出發點提出了與瑞德的理論不同的、對應於因果機製的抽象理論。這兩種抽象理論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們對抽象結構的外展性的不同理解，這種不同的理解也出現在惠威爾和密爾的經典爭論之中。認知科學的近期研究成果展示了🦚，對抽象結果的外展性的不同理解來自具體科學實踐的抽象過程中不同的認知目的♟。我們可以把具有不同認知目的的抽象機製看作不同的助勘式結構，並對各種科學抽象理論采取多元主義的本體論和方法論的態度。

以理論為中心的科學哲學在理解科學知識時，認為科學知識的知識論規範性來自其邏輯和數學結構➿，而與知識論標準的產生歷史無關。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哲學則認為科學知識的知識論規範性難以完全還原為邏輯和數學結構➾，對知識論規範的充分地理解要求我們考察 具體的知識論辯護標準的產生和應用的歷史🤦‍♂️，因而，科學哲學必須依賴於科學史👩🏽‍🎨。第九、十和十一章探討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哲學與科學史之間的依賴關系💂🏻。第九章探討瓦托夫斯基的歷史知識論。這個理論是科學哲學對科學史的依賴關系的極為精致的辯護👩🏿‍🔧。它在本體論層面 上論證了科學實踐中的知識論辯護資源是人類特有的表征人造物，對其充分的理解必然地具有歷史性。瓦氏的歷史知識論為以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哲學的歷史主義因素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但是它的一些理論預設仍帶有某些過度理智主義傾向。科學實踐哲學和認知科學的近 期成果有助於改正這種傾向🌔。

第十章討論歷史知識論的一個具體的運用🛹⤴️，即哈金的推理風格理論。哈金試圖通過這個理論來展現的科學真理的歷史性和客觀性的辯證關系👨🏽‍💼。應該說哈金的理論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功🧑🏼‍⚕️。它成功地論證了西方科學史中不同的知識論和方法論規範的所引發的不同的科學推理 風格對科學研究的影響與指導🏡。它避免了庫恩的歷史主義未能避免的困難、成功地說明了科學變化過程中的合理性🐪，避免了一些歷史主義進路難以避免的極端相對主義的後果。哈金理論的缺點在於它過於寬泛🦄，難以說明並指導更為具體的科學實踐。對此📑，我們提出了更為靈活的認知風格的概念以補充哈金的推理風格的概念。認知風格的概念也為我們更為有效地理解庫恩的範式概念對科學哲學所帶來的建設性一面，以及範式概念與科學推理風格之間的關系🫐。

第十一章通過歷史知識論的視角來探討李約瑟的科學編史學。薩頓和李約瑟在去世前均未完成自己龐大的研究計劃。薩頓歿後其多卷本科學通史無人替他繼續完成。而李約瑟的多卷本《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卻在多位後繼者們的努力下逐漸接近於完成，使得這部令人矚的個人研究成果最終成為一部集體合作的學術巨著。兩者身後不同際遇並非偶然。一個重要的理論原因是李約瑟的研究符合後薩頓時代科學編史學註重地方性知識的特征。這一章從歷史知識論的視角出發🕡， 論證李約瑟的科學編史學可以被看成為一種對科學的地方性研究進路。它具有歷史主義、與境主義和超越內在史和外在史二分這三個特征。而以理論而非實踐為中心的視角常常使得許多學者看不到這點，因而難以充分地說明李約瑟對中國科學研究的成功之處𓀌。歷史知識論以及以實踐為中心的異質性科學觀使得我們看到地方性知識與建立在其延展能力上的一般性並不相互沖突，因而一些學者對李約瑟科學編史學中的地方性特征的質疑是站不住腳的。

科學實踐不僅包括科學家們的經驗和理論上的研究，也包括科學傳播。通過科學傳播，科學事業不僅為自己培養後輩學徒🤸🏽‍♀️，也是向公眾介紹科學成果、傳揚科學精神的渠道🗯。科學傳播一直是科學社會學和更為廣泛的科學元勘（science studies）的研究對象☂️。從理論為中心的科學哲學的視看，科學傳播是科學工作中的純社會性實踐🫄🏼，只遵循社會性規範，因而是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然而🧑‍🔧，從以科學實踐為中心的科學哲學的視角出發，科學傳播不僅是社會性實踐也是認知實踐🚴🏻‍♀️，其成功運作也需要一系列知識論規範。認識不到這一點💦，很容 易或者退到以理論為中心的科學哲學立場🚜♏️，或者落入極端相對主義的陷阱中™️。第十二章試圖在梳理科學傳播的社會性特征的同時😊，依賴證言知識論和專長哲學的資源探求當代科學傳播中的知識論規範👩🏿‍🏭。

科技博物館是自近代科學以來最為重要的科學傳播和科學教育的手段之一，極大地推動了近代科學思想的塑形與發展。時至今日，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上看，科技博物館都已產生了很大的變化。第十三章指出，理解科技博物館的基本特征與未來發展趨勢要求發掘其中的認知結構⛪️。皮克斯通的認知方式的概念與助勘式結構和研究風格密切相關。為我們理解科技博物館的認知結構提供了十分有用的理論視角使用這個概念🥃，在梳理西方科技博物館的發展過程的基礎上🛒🖐🏼，我們探討了當代科技博將館面臨的一些同題和對策，並對中國科技博 地館的發展趨勢做出兩點觀察。首先💃🛌，中國科技博物館遲早要面對信息技術帶來的挑戰；其次，中國科技博物館應該主動引導公眾理性地反思科技與社會的關系。

我們的研究相信會對上述當代重視科學實踐的各類研究進路有所裨益。首先對於4，在前三章中🚵🏻‍♂️，我們對實踐和科學實踐的概念在元層面上予以探討，並對特納的質疑給出了回應。其次☕️，我們的研究支持了進路1所示的科學實驗和實驗的工具儀器對科學知識的產生和辯護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同時也為進路1提供了一種超越各種案例研究所關註的具體實踐與境的、更具一般性的理論資源。我們可以把實驗、儀器以及實驗者的技能組成的技術系統看成為助勘式結構，這種結構是自近代科學以來，為科學知識提供合理辯護的重要資源之一🛖。同時👏🏿，建立在助勘式結構之上的科學合理性是一種以認知主體的認知結構為出發點的自然化的知識論和科學合理性進路，它為3中所展示的各種認知結構與模型如何與規範性科學哲學相關聯提供一種說明方式。最後🏠🕵🏽‍♀️，本書後幾章所討論的歷史知識論及其應用的例子，也為2中所討論的科學哲學與科學史之間互依賴的關系給出了理論支持。總之💦，我們研究的最終目的是為當今科學實踐哲學給出更為系統和深入的分析與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