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曉明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出版

ISBN：978-7-100-18147-1

出版日期🟥：2020年5月第1版

本書以闡述黑格爾的哲學遺產為主題。簡要地說🙎🏻‍♀️，黑格爾的哲學遺產特別地體現在其社會—歷史之現實的概念中。伽達默爾正確地觀察到⚪️👨‍👧‍👧，黑格爾在對主觀思想的持續批評中，開辟了一條理解人類社會現實的道路👩🏼‍🔬。很明顯🤓，無論在康德還是在費爾巴哈那裏👳‍♂️，我們都發現不了這一點。盡管黑格爾的這一思想成果最後在本體論上被完全神秘化了🕵🏻‍♂️🧔🏿‍♀️，但正是由於馬克思的批判性拯救，黑格爾劃時代的歷史觀方才成為“唯物史觀的直接理論前提”。

伴隨著當今中國歷史性實踐的展開🥉，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將擺脫長期以來的學徒狀態👳‍♂️🏃🏻‍♀️‍➡️，開始獲得它的自我主張；而對於這個轉折來說，黑格爾的哲學遺產是如此重要並關乎本質👰🏿‍♂️，以至於唯當這份遺產能夠被積極地占有之時🤸🏿‍♂️，我們的學術才能在總體上意識到自身的局限並從而獲得決定性的推動。

本書以闡說黑格爾的哲學遺產為主題。這個主題之所以成立，並不僅僅是由於個人的興趣所至👳🏽‍♀️，它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於這樣一個事件的發生🫵🏽：伴隨著當今中國歷史性實踐的展開過程，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正面臨著一個根本性的轉折👶🏽；而對於這個轉折來說🕵🏽‍♂️，黑格爾的哲學遺產是如此重要並關乎本質，以至於唯當這份遺產能夠被積極地占有之時，我們的學術才能在總體上意識到自身的局限並從而獲得決定性的推動。

如果說😤，哲學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時代，社會科學乃是特定時代的學術—理論表現🚶‍♀️🧑🏼‍🦱，那麽🏩，哲學社會科學所面臨的重大轉折真正說來無非是時代的使命——正是當今時代的歷史性實踐把思想的任務、學術的任務托付給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了👩‍🚀。就學術的方面而言👨‍👧‍👦，這樣的轉折意味著什麽呢🧝🏻‍♂️？它意味著🌃：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將擺脫它長期以來的“學徒狀態”，並開始獲得它的“自我主張”。在《論中國學術的自我主張》一書中，我試圖論證的觀點是：由於現代性在特定階段上的“絕對權利”🕖，所以伴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展開，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也從總體上進入到對於外部學術的學徒狀態中去了。這樣一種學徒狀態不僅是必然的和必要的🧑🏿‍🚒⛅️，而且是成果豐碩的和意義深遠的——如果沒有這一學徒狀態所開啟的大規模的對外學習過程，當今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是根本不可思議的。但是，任何一種學術的真正成熟，總意味著它在特定階段上能夠逐漸擺脫其學徒狀態，並開始獲得它的自我主張；而只有在學術上的容受性能夠同時為自主性所貫徹時🦢🍿，發展成熟的學術才表現為自律的、“自我—授權的”學術。

一方面，由於現代性的意識形態及其主導的知識樣式（知性知識）的統治地位🛰，另一方面，由於長期以來學術上的學徒狀態🦸🏽⛲️，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在很大程度上局限於“外在反思”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從不深入於作為社會歷史之現實的實體性內容之中，卻只是滿足於把一般原則或原理抽象地運用到——先驗地強加到——任何內容之上🤳。如果說🐪，這種思維方式或知識方式也就是通常被稱為教條主義的東西🧚🏻‍♂️，那麽🔠，我們就不難從中識別🤠：局限於外在反思中的學術既是主觀主義的（就其無法通達事物自身而言），又是形式主義的（就其無關乎實體性的內容而言）🧑‍🔬。正是在對“反思哲學”的持續不斷的批判中，黑格爾把外在反思揭示為詭辯論的現代形式，揭示為浪漫主義虛弱本質的病態表現，並且把僅僅知道外在反思的人稱為“門外漢”。

確實，這種反思乃是現代知識一般而言所采取的方式🚜：知性的知識局限於抽象的普遍性（知性範疇🧛🏼、知性規律），並將之加諸任何僅僅作為雜多的內容之上（知性反思、形式推理）。如果說，黑格爾的思辨觀念論無可辯駁地論證了這種知識的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性質，那麽，問題正在於超越這種知識而進入到真正客觀性的領域🤦🏿‍♂️。整部《精神現象學》，特別是它的長篇序言，首先需要把握的就是知性知識的有限性🧑🏼‍🌾✪，就是要求明辨這種有限性並從而超越之🌦🫄🏻。根據這個要求𓀑，抽象普遍性及其外在反思的運作就不再能維持其統治地位⇾🧛🏻，也不再能在真正的知識中具有根本的效準了🐦‍🔥。

那麽，由黑格爾史無前例地並且是決定性地提供出來的哲學財產究竟是什麽呢？換言之，那尚未被我們的知識整體真正消化因而仍是一宗需要被重新占有的哲學遺產究竟是什麽呢？最為簡切直白地說來，那就是社會—歷史之現實的觀點。如果說💁，通達社會—歷史之現實的道路也就是辯證法🚶‍♀️‍➡️，那麽，這恰恰是因為：唯當知性的反思為思辨的反思（思辨的辯證法）所超越⏯，那作為實體性內容的現實即社會—歷史的現實🤏🏼，才第一次能夠被揭示著前來同我們照面🛂。伽達默爾很正確地觀察到🤚🏻，正是在對主觀思想—外在反思的持續批判中，黑格爾開辟了一條理解人類社會現實的道路，而我們今天依然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現實中。毫無疑問，在康德所論述的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的領域中，我們還根本看不到社會—歷史之現實的觀點在起作用，或者毋寧更準確地說，這種現實的觀點還有待構成；同樣毫無疑問👲🏻🧑‍🎄，在費爾巴哈的宗教人本學批判和倫理學中，我們也發現不了社會—歷史之現實的觀點有什麽意義和效準🫳🏽，或者毋寧更準確地說，那已被構成的現實概念是再度喪失了。黑格爾正是在這裏顯示出他的偉大之處：他將作為實體性內容的社會—歷史現實史無前例地引入到哲學之中，引入到真正的哲學思考之中。這宗遺產是如此豐厚並具有決定性意義🦍，以至於在理論上任何棄置這一遺產的做法都不能不是時代的錯誤，就像費爾巴哈由於無能占有這一遺產而不能不表現出“驚人的貧乏”（恩格斯語）或“思維的野蠻化”（洛維特語）一樣。

然而👳🏿‍♂️，黑格爾的這一思想成果卻像琥珀中的生靈被封閉在“思辨神學”的冷凝物中🧑🏻，所以海德格爾談到了“黑格爾的立足點和原則非同尋常之豐碩及其同時徹頭徹尾的枯燥乏味”🤷🏽‍♀️。正是黑格爾的現實概念在哲學上開辟出一個無限廣闊的具有實體性內容並因而生機勃勃的領域🍭，但那個力圖通達事物自身的普遍者，那個能夠自相差別並具體化自身的普遍者🤱🏼，卻在本體論上被完全神秘化了。以至於比如說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和《法哲學》中，雖然前所未有地出現了社會—歷史之實體性內容的繁花盛開，但正像前者最終是作為“辯神論”出現一樣，後者則表明自身為“應用的邏輯學”。因此，除非思辨觀念論的體系遭遇到真正的內部批判（區別於單純的外部襲擊），並在本體論上被決定性地加以糾正🤚🏻☹️，否則的話🉐，那個最初在該體系中成長起來的社會—歷史之現實的概念，就不可能得到積極的拯救。

正是馬克思完成了這一拯救行動（海德格爾也在類似的意義上同黑格爾進行著持續的“爭辯”）。就像恩格斯所說的那樣，在黑格爾去世之後，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們面對著老師的宏偉構造卻茫然失措，不知道拿它派什麽用場；唯有馬克思將其中所包含的偉大思想繼續推向前進——而剩下了那個龐大的體系軀殼，只是留待食腐動物去慢慢消化👊🏿。很明顯，唯當一種思想能夠被積極地拯救之際🛟，才談得上將之推向前進；同樣明顯的是，恰恰因為社會—歷史之現實的觀點能夠被批判地占有，所以在思辨觀念論——它充當著一般意識形態的哲學後盾——徹底顛覆之時，黑格爾的“劃時代的歷史觀”才能夠成為“新的唯物主義觀點的直接的理論前提”。

但是7️⃣，伴隨著“絕對精神的解體過程”🧟‍♀️✡︎，同時也出現了整個知識領域的退行性復辟🧻🚈：抽象普遍性及其外在反思迅速收復了大片失地，而流俗的學術便得以彈冠相慶地重返空疏知性的主觀主義—形式主義軌道🥦。這種情形首先是與現代性意識形態及其知識樣式所占的統治地位本質相關的，正像它們長期以來並且至今仍然生存於抽象的普遍性中一樣，它們也本能地抗拒對這種抽象普遍性之運作的任何傷害。如果說這樣的知識—學術類型很正確地在黑格爾哲學（特別是其他社會—歷史之現實的概念）中識別出對其自身的的傷害因素，那麽我們也就能夠理解🪭✂️，為什麽把黑格爾“當死狗來打”會成為知識界一種基本的氛圍和常態。黑格爾曾把抽象的理智或知性稱為我們時代的“絕對勢力”💅。確實🏋🏼‍♀️，這種勢力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它甚至要把試圖超越它的任何進展都強製到它自身的勢力範圍之中🔯；而在這種強製中🎫，就像辯證法被歪曲成一種“形式方法”並唯獨適合於外在反思的運用一樣，唯物史觀的原理或原則也變成了抽象的普遍性🙋🏿‍♂️，並且可以被先驗地強加到任何內容之上。在這樣的情形下🐛，難道不是知道一點“無”，卻可以來談論“一切”嗎？就像海德格爾所說👨🏼‍🦲，只要學上一年🤽‍♀️，那種被形式化了的辯證法就成為被刻意追求的“詭辯的模式”，它可以在其一系列“災難性的”成對範疇（形式—內容👨🏻‍🦱、有限—無限、主體—客體等）中解決一切問題。或如恩格斯所說，唯物史觀有不少“朋友”，他們是拿形式化的原理當作不研究歷史的借口的，因此用這樣的原理來應付任何問題🐗，實在是比解一個一次方程更加容易的了。

並不需要太多的聰明就可以看出，在這種對辯證法和唯物史觀的曲解中👩🏼‍💻，正是教條主義的無頭腦掌控了整個局面🗼；同樣不需要太多的聰明就可以看出，那種局限在知性或抽象理智中的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學術，事實上是以更加一般的無頭腦——即非思想性——作為基本支柱的。如果說哲學是思想的事情，而黑格爾的哲學遺產首先是通過指證並超越知性的有限性來重新開啟思想一途，那麽👩‍👦‍👦，在這裏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使社會—歷史的現實進入到能思的知識運作中，也就是說，使社會—歷史的實體性內容積極地展開在能思的學術視域中👨‍🎨👋🏿。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唯當黑格爾關於社會—歷史之現實的觀點能夠被批判地占有，唯當這種占有同時導致知性形而上學的解體，當今哲學社會科學中的思想的航船✥，才能夠重新揚帆起航。

時下有一種頗為時髦的理論訴求，據說是要對馬克思的學說進行某種康德式的解釋💲。盡管將兩位大哲關聯起來容易讓人感到愜意🦣，但我們仍須辨明這樣的解釋究竟意味著什麽。對馬克思學說的康德式解釋意味著什麽呢🩷？它意味著將馬克思和康德在哲學上直接聯系起來，而這種“直接聯系”又意味著在解釋中排除黑格爾哲學的意義💀，也就是說，排除社會—歷史之現實的一度對於馬克思哲學來說的意義。確實，只要社會—歷史之現實的本質重要性被全體消除🍃，那麽，對馬克思學說的康德式解釋也就順理成章並且通行無阻了。但是這樣一來，馬克思的學說將成為怎樣的呢🚪☘️？正像它的一部分將淪為單純的知性知識一樣✔️，它的另一部分就變成了單純的“應當”，即軟弱無力的“絕對命令”（於是就成為所謂的“倫理社會主義”）。僅此一端即已表明，對馬克思學說的這種解釋從一開始就已經誤入歧途了；而這種誤入岐途的解釋之所以不絕如縷，是因為它總已先行地屈從於並且聽命於現代性的意識形態了。現代性意識形態所具有的正確直覺是：對馬克思學說的康德式解釋將使這種學說成為完全無害的。如果說，這種意識形態從馬克思關於社會—歷史之現實的觀點中看到了自己的死敵🥔👩🏻，那麽，馬克思學說的黑格爾淵源就是高度危險的；而消除這種危險的最為冠冕堂皇的方式👩🏿‍🦱，莫過於使馬克思的學說直接與康德相銜接（也就是說，成為“康德式的”）。

且讓我們回到初始的主題吧。如果說伴隨著時代的轉折🙇‍♀️，當今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也將面臨它的改弦更張，如果說這一改弦更張意味著我們的學術將擺脫長期以來的學徒狀態，開始獲得它的自我主張👌，那麽，黑格爾哲學遺產的意義也就變得昭彰顯著了🌼。因為只有當我們的學術能夠深入到社會—歷史的現實之中時，它才能擺脫抽象的普遍性及其外在反思的運作；只有當抽象普遍性及其外在反思在思想理論的發展進程中被有效地克服，我們的學術才能夠真正立足於自身，並在獲得其自我主張的同時，開啟出它的成熟階段。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一個必須經歷艱苦鍛煉的過程💃🍺。只有當這一過程曲折地匯聚起各種必備因素並從而做好充分準備之際🧑🏽‍🚀，決定性的轉折方才“到時”。正如黑格爾在談論作者與讀者的關系時所說：“我們應該確信👩‍🎤，真理具有在時間到來或成熟以後自己湧現出來的本性，而且它只有在時間到來之後才會出現，所以它的出現決不會為時過早，也決不會遇到尚未成熟的讀者……💂🏽‍♂️。”

吳曉明

2019年10月21日於意昂3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