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概念向來與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沒有密切聯系,本文則試圖結合這兩者。雖然葛蘭西不可能考察當代的消費主義和相應的剝削形式,但把文化領導權的概念放進消費主義的語境,將讓我們得以看到剩余價值的榨取方式的一次重大變化,即以不斷追求差別為基礎的兩階段剝削的興起⛪️。這也被看作後現代主義文化的一個政治經濟後果。這一切意味著在後現代的消費主義社會中,在工人收入顯著提高之後,實際的剝削水平仍然遠遠超出表面的水平,而這相當於在新的語境下重新肯定了馬克思的基本觀點。

【關鍵詞】：文化領導權 消費主義 剩余價值 後現代主義 剝削

【中圖分類號】：B089.1

 在這篇論文中，筆者將參照現實，對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概念與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進行一種原創的結合。葛蘭西雖然深入研究了剩余價值理論🐈‍⬛，但並沒有提出這種結合。筆者將表明，盡管葛蘭西沒有看到、大概也無法預見到消費主義在世界許多地方的興起，但是文化領導權這一著名概念不僅在這個當代語境下仍然是一件有用的、富有成效的分析工具🧌，而且可以幫助我們辨認出剩余價值的榨取方式所經歷的一場重大變化，這場變化對於葛蘭西本人或許是無法想象的，似乎也被消費主義文化和整個資本主義的當代批判者忽視了。筆者的結論將具有很強的馬克思主義傾向，即證明，在當今的後現代消費主義社會中，實際的剝削要比表面看來嚴重得多。因此🦔🤳🏼，這個結論有悖於葛蘭西的一個常見形象，即“你可以帶回家見母親的馬克思主義者”。

 為了解釋筆者所提出的結合，本文需要首先說明，文化領導權理論與政治經濟學批判本身之間向來有一種特定的距離👨‍👩‍👧。在接下來的兩部分，將詳細闡述這個距離是如何在筆者的理論中被消除的🌦。最後一部分將簡要考察這個觀點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文化領導權理論與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距離

 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概念雖然享有盛名，卻長期與一種重大誤解相伴隨: 它與經典馬克思主義最關註的經濟和階級問題之間的廣泛而明確的聯系經常被撇在一邊。例如在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 和貝內代托·豐塔納(Benedetto Fontana)那裏，經濟的焦點地位實際上被取消了，而且似乎並沒有合適的理由。埃內斯托·拉克勞(Ernesto Laclau) 和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 則明確宣稱，葛蘭西的思想與經典馬克思主義一樣受困於一種本質主義，即過度強調階級。

 這些作者對領導權的理解或許對於他們自己的目的是有用的，但這些理解與葛蘭西對這個概念的用法相去甚遠🪓。在葛蘭西看來，政治🛠、經濟與文化有一種特別的彼此聯系。他在《獄中劄記》中寫道: 馬克思主義正是在最近的發展階段中宣稱，領導權的環節對於國家的概念至關重要; 文化因素、文化活動以及與單純的經濟和政治陣線並列的文化陣線的必要性也得到了“充分重視”。葛蘭西在另一段稱贊列寧的話中寫道: 在政治組織和政治鬥爭的領地上👨🏻🕎，實踐哲學最偉大的現代理論家［即列寧🌳，筆者註］用政治術語反對各種“經濟主義”傾向，重新評估了文化鬥爭的陣線✦，並把領導權學說構想為對國家暴力理論的補充。

 正如米夏埃爾·克雷特克所說，我們必須避免把葛蘭西“對‘經濟主義＇的批判”誤解為他“缺乏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興趣”🍸，因為他“對政治經濟學缺乏關註這個看法基本上是一則神話”。我們從前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國家暴力🏜、文化領導權與經濟構成了一種三角關系。前兩者的用途是促進或阻礙特定的經濟關系( 不論這些經濟關系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 🙍🏿‍♂️，但它們是以不同的🤲🏽、互補的方式做到這一點的。“在葛蘭西那裏，領導權這個關鍵詞意味著與‘專政＇相對，因為文化上的主導地位可以與政治權力區別開來🏂🏼😰。”國家或統治階級“專政”在推行(或去除) 經濟管製時也許是直截了當的——用《共產黨宣言》的話說，“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而文化領導權顯得更加狡詐: 它旨在達成經濟目標🏋🏼，卻沒有直接或公然訴諸經濟上的得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文化與政治、市民社會與國家可以被看成是以互補的方式起作用的💆‍♀️，仿佛兩者有一種分工。換句話說🎢，文化領導權是為了經濟而存在的🖕🏻，卻不以經濟的面目存在🥫，所以它既沒有陷入經濟主義★，又沒有簡單地丟棄經濟維度👞✋🏻。

 不少學者提到了這個觀點。愛德華·科莫爾( Edward Comor) 反對那些“把領導權與意識形態、話語或符號性相聯系的文化研究者”，並認為領導權“植根於這類共識關系的闡發所依賴的物質條件，植根於為智力和組織能力提供框架的生活條件”👩🏻‍🦼‍➡️。穆斯塔法·卡邁勒·帕夏(Mustapha Kamal Pasha) 也把握到了這一點，他認為在葛蘭西那裏，“文化以物質性的方式構成了為每一個給定的時代提供標誌的社會生產關系和意識形態形式🦹🏿‍♀️。不論把文化還原為主體際性🚣🏻‍♂️，還是把它還原為單純的意識，都同時誤解了文化的歷史性和物質性。”

 當人們以為文化不是為了經濟而存在，卻是為了它本身而存在時🐄，當人們以為它與社會生產關系漠不相幹時，它的這種歷史性和物質性就丟失了😥。帕夏進而斷定，葛蘭西所給出的“關於文化實踐的理論揭穿了領導權和從屬地位背後的神秘性——它們不是社會階級的延伸，而是構成了社會階級。”文化領導權之所以構成了社會階級🤹🏿‍♂️，是因為它無法脫離階級劃分，而是始終以自己的方式卷入了階級劃分。一句話，文化仿佛被物質玷汙了——這在某種意義上響應了阿爾都塞關於意識形態的物質性的觀點。

 然而🤕，盡管文化領導權旨在影響經濟、變更經濟關系的有效性，但這決不意味著它可以規定任何經濟規律的本質內容。文化領導權即使能夠使一條趨向性的規律顯得十分強大☂️，使它被看成是不可動搖的，就像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嚴厲斥責的“工資鐵律”那樣🧘🏽，也還是不能夠更改經濟模型中的哪怕一個內生變量。換句話說，文化領導權充當了一種放大器，只能作用於在經濟領域中已經得到闡述的經濟關系，而經濟領域最終是自足的。再換一種方式來講，文化領導權和國家構成了經濟因素的運作所需的境域或舞臺，但這些運作按其定義仍然屬於不折不扣的經濟本身🫵🏿，即便文化和政治勢力可能阻礙人們看到、甚至阻礙人們知道這些運作✪👳🏿‍♀️。例如，一種推崇博雅的文化很可能在今天的全球資本主義中受困於所謂的競爭力下滑，這從一開始就是由某些“鐵律”決定的; 不幸的是🤽🏼‍♂️，這種文化所能做的只是加速惡劣的結果，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它會掩蓋這一厄運的真實原因🤹‍♀️，導致受過教育的人悲嘆我們時代的低俗並沉浸於懷舊——這種情況十分常見。

 用更加哲學的話講，葛蘭西所提出的實際上是一種柏拉圖式的本質與現象的二分法:本質⤴️、理念或可知世界的角色是由經濟扮演的，它的原理和結構是固定的、“永恒的”形式( 雖然它們可能彼此相悖) ; 文化領導權和國家則站在現象、實存或可感世界一邊，並以兩種不同的方式規定了本質是否及如何向我們顯現，也就是規定了這種顯現的可能性、強度和可理解性🐷。不妨考察一下當前的金融危機: 它是可能的，也是災難性的，卻往往被糟糕地看成是源於所謂無節製的貪婪——這就是經濟規律在掌握領導權的特定勢力的影響下得到呈現的方式。不過，這些規律就算由於社會形態的徹底改變而不再生效了，也仍然會保持它們純粹的理智形式，從而是“永恒的”; 就算避稅天堂不存在了👷‍♀️，我們還是可以在原則上理解它的運營和必然後果。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主張👖，按照葛蘭西的思路，文化領導權理論與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間雖然有諸多不可或缺的聯系，卻依然有一種特定的距離。

 上述闡釋與一個事實是一致的: 葛蘭西在對泰羅製(Taylorism) 🏌🏽‍♂️、福特製(Fordism) 等等的著名而周詳的討論中並沒有涉及文化問題，而是聚焦於技術和經濟問題，把福特製視為資本主義“工業為了克服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而進行的一連串嘗試的最終階段” ，筆者將在第三部分說明這個觀點的不足👨🏼‍⚕️。換句話說，面對現代的合理化進程，葛蘭西所關心的並不是它對我們的靈魂、自我理解和人性的嚴重影響——馬克斯·韋伯和格奧爾格·盧卡奇等人以不祥的筆調十分詳細地描述了這一點——而是一個看似更加庸俗的問題: “亨利·福特的整個工業活動”能否成功地占有更多剩余價值⚠，從而“維持他在競爭者面前的優勢地位”🥅，逃脫“利潤率下降的規律”😥。用更加直白的話講👨🏼‍🦳，新的技術和經濟關系能否如馬克思的見解所預言的那樣👰🏿‍♂️，促成一種將導致資本主義滅亡的發展? 因此很明顯，當葛蘭西從事政治經濟學批判時，或者按照柏拉圖式的用詞，當他批判這個時代的本質時，即使一個話題清楚地與文化緊密相連🚥，他也會忽略文化的方面，即事物的表面現象🎧。這裏有一條基本準則: 文化領導權決不會幹預任何( 趨向性的) 經濟規律的內核。

 筆者將表明，正是這一準則已經隨著消費主義的興起而過時了: 作為一種壓倒性的掌握領導權的文化，消費主義深入地構成了與剩余價值的榨取相關、從而與利潤率下降的趨勢相關的經濟關系的一部分。本質被現象入侵了🥍。

二、消費主義所固有的後現代本性

 乍一看，消費主義顯得簡單而天真🧑🏽‍✈️。許多古代哲學家教導說，天賦低下的人——按照柏拉圖的說法🧚🏻‍♂️🥼，用銅或鐵鑄造的人——天生缺乏節製的德性，從而容易受製於情欲( eros) 🕯。這番著名的教導仿佛完全適用於當代的消費主義: 過度消費和貪得無厭的胃口明顯屬於那些據說比較低級的人🧒🏼，而且進一步講，消費主義的領導地位以及人們在肉體、性經驗和理智方面的前所未有的探索標誌著我們文明的確定無疑的衰落👩‍🎤。今天這種道德主義的老生常談還可以發展出反殖民或反帝國主義的形式，於是人們仿佛可以正當地抗議說，“通過剝削發展中國家的勞工和資源，財富越來越多地從窮國轉移到富國👨🏼‍🚒，以便滿足西方的消費主義貪婪。” 

 電影《華爾街》(Wall Street) 中的令人難忘的格言“貪婪是個好東西(Greed is good) ”立刻被當成一個醒目的敵人，各種各樣的思潮都喜歡厭惡它。然而🌌👂，葛蘭西絲毫不認同這個立場，並毫不含糊地認為，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奮力與意識形態搏鬥，揭露它們的真面目👰‍♂️，“不是為了道德之類的理由🪙，而是恰好為了進行政治鬥爭👦🏼🧗🏼，使被支配者在理智上獨立於支配者，以便摧毀一種領導權、創立另一種領導權——這是造反實踐的一個必要環節。”換句話說，道德主義批判在真正進步的意義上是缺乏成效的🚶🏻🧑🏼‍✈️，因為道德教義根本無法確保理智的成熟🚹🥋，有時甚至不利於這種成熟，正如馬基雅維利、斯賓諾莎等人已經認識到的那樣。

 誠然，這種以陳舊的方式理解的消費主義可以、也的確造成了無數嚴重後果🧤，它們可以劃分為三類⚀。第一類的關鍵詞正是馬克思主義早先的異化概念🧗‍♂️😈。詹姆斯·雷弗利( James Reveley) 評論說，在德波的《景觀社會》和波德裏亞的《消費社會》這兩個“關鍵文本中，與異化掛鉤的是被符號充滿的消費主義社會秩序的浮華景觀對工人的包裹🤦🏿‍♂️。在德波和波德裏亞看來🤴🏽，資本主義經濟被文化支配了; 文化是‘景觀社會中的明星商品＇”🛄。用波德裏亞本人的話講，“消費的時代是生產率在資本的旗號下加速發展的整個過程的歷史頂點🧜🏼‍♀️🩰。”

 第二類問題是民族認同所扮演的角色正在削弱，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歸因於消費主義。由於今天的“媒體所提供的有吸引力和說服力的信息對於跨民族的消費主義文化領導權至關重要”，媒體所瞄準的對象就成了一個越發全球化的人群，國籍對他們來說或多或少顯得多余🍣。就此而言，葛蘭西對美國主義的著名分析——它原本是與福特製相聯系的——陷入了反諷: “‘美國主義＇不再代表一種新的工業生產模式［按: 即福特製］，而是似乎使人想到一個在全球市場中互動的所謂自由消費者的世界，越發虛弱的民族國家則必須聽從全球市場的指令𓀓。”也就是說，美國主義自葛蘭西的時代以來已經從高度發達的生產主義轉變成了同樣高度發達的消費主義，而與前者相適應的民族主義已經讓位於一種別致的🧑🏻‍💻、與後者相適應的世界主義。最後，這裏還涉及一個“關系到智人存活的實踐問題”🙋🏼‍♂️，那就是環境災難的現實前景，因為消費主義文化—— “現存的‘循環利用的生活方式＇”與它完全相容——很難幫助我們抑製環境的惡化。然而，所有這些主題盡管事關重大🤷🏿，也在許多學者那裏得到了很好的探討🥩，卻似乎仍然只能引起大體上是道德主義的反應: 假如我們不是如此沉浸於擬像(simulacra) 🧑🏽、享樂和占有欲🧝🏽‍♀️🆖，就不會有如此的個人層面上的異化、民族層面上的認同混亂和星球層面上的毀壞🧏🏻‍♂️🙎🏻。

 相反♗，筆者將采取一條斯賓諾莎式的思路🧑‍🦱，即從永恒的角度(sub specie æternitatis) 看待消費主義🏄🏿‍♂️🈷️，也就是考察它如何可以沒有內在的阻礙，如何能夠再生產它自身🚽🧑‍🍼、延續它自身———簡言之，筆者將說明它自我保存的力量。這條思路基於一個信念: 面對某種努力維護自身的東西🖕🏼，我們只有理解了它在何種完美的條件下可以永遠保持下去，才真正有資格對它造成致命打擊。例如，我們固然可能在尚未徹底認識法西斯主義的情況下擊敗它🫕，但它一旦獲得了合適的必要條件，就很可能死灰復燃——可是這些條件究竟是什麽? 於是我們不禁要假定，只有一個在頭腦中完美運行的法西斯主義觀念——它建立在對法西斯主義的必要條件的全面認識之上——可以真正為我們提供一件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有力武器，盡管這件武器只是理智上的，而沒有直接的物質性(比如說，它讓我們能夠指明法西斯主義的人道成本和經濟成本，並驅散相關的胡說) 。再換一種方式來講，雖然勝利和支配或許可以出自強力、欺瞞或犧牲，但是致命一擊只能源於理智👩🏼‍⚖️。從這個視角看🧑🏻‍🦽，道德主義教導之所以從未成功消滅消費主義( 以及古代哲學之所以總是不能夠製伏情欲) ，主要是因為它們不了解自己敵人的真實本性🏂。

 那麽🤒，消費主義在何種情形下可以永久維持? 這裏我們有必要從源頭開始🔼，也就是從無可爭辯的前提開始: 消費主義要求人們購買數量越來越多的物品和服務🂠。這個界定無疑是遠遠不夠的♠︎。例如🧎🏻‍♂️，不大可能有人在日常生活中以這種方式吃飯——不妨回想一下關於放蕩的古羅馬人的一則虛假傳說:他們在用餐時會在一間叫作vomitorium 的房間嘔吐𓀇，以便繼續進食🏋🏽，但是vomitorium 事實上是劇場出入口的一部分。為了應對這一難題💇‍♀️，與普通食物之類的“必需品”相對立的“奢侈品”進入了人們的視野，隨之出現了無數相關的經濟研究👶🏻。然而💇，這些研究還是無法滿足筆者在這裏的目的，即闡述消費主義的完美條件。按照新古典傳統，奢侈品被界定為需求的收入彈性大於1 的商品🍷，也就是當消費者的收入升高或降低時，他的有效需求會以更高的比例增加或減少☎️🤯。這個界定盡管在技術上十分有用2️⃣，卻似乎與消費主義的延續所需的條件無關😺。馬克思主義傳統同樣沒有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 反對馬克思的一個常見形象: 他被說成是“一名關於生存工資(subsistence wage) 的理論家”，因而大概會同意把奢侈品界定為對於人類生存並非絕對必要的東西;哈維堅決主張馬克思“拒絕認為工資是不可動搖地由勞動者的純粹生理上的再生產的需要所約束的” ，並指出價值的規定，從而工資的規定在馬克思看來不是生物性的，而是社會歷史性的。因此，許多學者所援引的生存與安逸之間🧙‍♀️、必需品與奢侈品之間的僵硬對立遭到了拒斥，然而這也給參照奢侈品來界定消費主義的企圖蒙上了陰影👩🏻‍🦱。

 我們既然無法從商品的客觀性質中看出消費主義如何能持續，就應該轉向不由自主地想要享受或占有更多商品的消費者的主體性。然而🕺🏼，柏拉圖在《會飲篇》中關於這一點的著名討論是不充分的，因為他僅僅用隱喻的方式表述了這樣一個主體的靜態結構: 主體的情欲被描述為“介乎二者［按:即他的父母］ 之間”的東西，“他的父親是智慧的、富足的👩🏻‍🦽，他的母親是不智慧的、貧窮的”⚄。換句話說🤸🏽，它是能力與缺乏的混合🌊，是“我能”與“我要”的混合👇🏿，在消費的情況下是“我有錢”與“我想要這個”的混合。需要進一步完成的是從靜態結構到動態構造的轉換，後者是主體在消費過程中的持續生成🧇💍，是他在自己的獲取和享受中對自己的不斷重新界定——他不停地從自己當前所是的東西過渡為自己還不是、卻將要成為的東西。簡言之🧑🏿‍⚖️，消費者是在成為自己之外的東西、在擁抱差別的過程中被構造的🙎🏽‍♂️。當我想要的對象不復存在時，或者當太陽底下沒有東西值得追求時🙅🏼‍♀️，柏拉圖式的結構就會走到終點。差別卻可以是無窮無盡的🥓，因為它不是存在者👰‍♂️，而是生成; 不是事物，而是流變; 不是有規定的👀🧙🏿，而是無定形的🧖🏽‍♂️。它僅僅依賴於“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這一眾所周知的事實🔼。即使好萊塢的電影產業處於支配地位🫰🏽，某種不同的電影也確定無疑地會讓我們感到十分欣喜( 可見，在談論消費主義時過分強調美國主義是成問題的) 。因此，為了使消費者一次又一次地更新自身，就必須無休止地生產並推銷差別; 人們所欲望的恰好必須是差別的感受，而非實存的對象。

 沿著這條思路🚣🏽，我們可以識別出德勒茲的局限，他提出🌕，“我們的日常生活越是顯得標準化、模式化🕯、屈服於消費對象的不斷加速的再生產，藝術就越是必須被註入日常生活，以便從中提取出微小的差別”，即自身重復的差別。可是👆🏼，我們的日常消費難道不是早已拋棄了固定的標準和模式🧓，並力求把差別和分歧吸納到自身中🍡，甚至不用訴諸藝術(實際上，這裏有一種普遍化的、被收編的藝術🦘，它要麽十分淺薄🚴🏻‍♂️，要麽僅僅被用來傳達一種虛假的、虛榮的精致感受) ? 科莫爾關於資本主義消費的見解也有些模糊: 在他看來，它“成為了一項掌握領導權的製度，通過對商品的日常追求和購買來傳遞一種有限的🐡、卻可以觸及的個人主義🥷🏽、自由和自身強化的感受🐙。”從前面的論述出發，這種“個人主義🤟、自由和自身強化”的實踐意義就變得清晰了:作為消費者▪️，我們在某種程度上確實被賦予了一種自由，即變得不同、重新發明自己、使自己向諸多新鮮事物保持開放🤹‍♀️，由此可以體驗到一種個人主義和自身強化，因為我們似乎能夠靠自己完成某種創新。

 我們由此可以斷定，消費主義具有內在的後現代性👩🏻‍🎨，它只有變得後現代才能存活和昌盛; 因為後現代主義恰好不僅是對差別的肯定，而且是對差別的追求，或者按照阿多諾的看法，它是一種反體系的、打破同一性的奮鬥🧝🏿‍♀️🧲。從去中心化到特異性(singularity) ，從雜交(hybridity) 到流動，從對他者性的贊美到對二值邏輯的攻擊，後現代主義觀念的整個星座在消費主義中下降到了地上👨‍🦯‍➡️，因為我們可以從商業角度把它們理解成是以思辨的方式呈現了消費者、產品👱🏻、營銷手法等等的特性和功能👉🏿。

 例如，肯德基在中國是雜交的，因為它會定期引入中國菜🕵🏿‍♂️，而這些中國菜本身可能又是中國不同地區的菜肴的雜交; 我們應該扔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相對的二值邏輯，去一個真正特殊的國家旅行，以便開拓我們的視野; 我們應該贊賞那些把所謂的主角去中心化的或把主角打碎的(fracturing) 劇本🧔‍♀️，最近的一大批超級英雄大片在這方面特別典型。用更加哲學的話講🦹，後現代主義的根本可以被看作由一個存在論前提支撐的一條倫理命令: 你應當喜歡變得與你自己不同，因為你始終已經是這樣了; 你不僅要愛你的鄰人🧙🏿‍♂️，而且你自己也是一名這樣的鄰人，或者說也是一個你應該愛、應該照管的他者🏃‍♀️‍➡️🤾‍♂️。這種愛和照管雖然有諸多值得關註的積極方面，在目前卻是維系消費主義所需的重大條件。

 正如約翰·施瓦茨曼特爾( John Schwarzmantel) 所說🗺，“在新經濟的基礎上或許會產生一種新文化，後者會把‘領導權＇給予‘新階級＇”。既然新的消費主義文化已經得到了考察🧑‍🧒‍🧒，有待展示的就是新經濟、新階級和前面提到的這種文化對某些經濟關系的本質形式的影響。

三、消費主義文化領導權的經濟後果

 對他者性、人為狀態( artificiality) 👭🏻、移動等等的後現代贊歌並非沒有經濟的一面。齊格蒙特·鮑曼( Zygmunt Bauman) 的一個主張是不準確的: “消費主義的歷史是打破和丟棄一系列‘固態＇障礙的故事，這些障礙限製了幻想的自由飛翔☞，把‘快樂原則＇削減到了由‘現實原則＇決定的尺寸。”我必須為幻想買單，我的錢包也必須面對現實👴🏻，即便我本人拒絕這樣做🔁。我們只要觀察迪士尼樂園🈶✴️，即如今的主導性幻想的一個最顯赫的化身🧑‍🦯，就能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上海迪士尼度假區在2016 年的開張明顯證實了中國出色的經濟成就，尤其是無數中國人為了使自己(裝作) 沉浸於童話而大把花錢的能力和意願🧸。然而對筆者在這裏的目的而言🕺🏼，由迪士尼巨大的壟斷權力所導致的過高價格是無關緊要的; 我們只需要在前一部分的基礎上假定，對於任何由消費主義文化領導權造就的產品或服務✥，它的一部分價格都應該反映了消費者的一種偏好，即他想要從這一產品或服務中獲得差別的感受或相關的後現代觀念的感受🫷🏼，因而這部分價格可以被稱作差別溢價(difference premium) ，也就是消費者為了享受差別等觀念而支付的數額😯。

 然而，這個說法單憑自身揭示不出多少東西，因為它似乎未必能從根本上改動任何經濟規律🗒。既然我們一般而言會為一切類型的偏好買單，對差別的消費主義欲望似乎在經濟學上就沒有任何特別之處👰‍♀️，因而無法被塑造為一個與經濟的核心相關的內生因素。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正當地從經濟的視角宣稱，當我們渴望某種據說是不尋常的或獨特的東西時，這在形式上與我們在口渴時對飲料的期盼是一樣的，因而差別可以被簡單地歸為另一個類型的商品，盡管它可以是無窮無盡的，從而不同於物質商品。這似乎正是哈維等人所想到的東西: 按照他的判斷🔊，“創造需求和需要、調動欲望和幻想、調動娛樂的政治學……是在消費市場上維持充分的需求水平的推動因素的重要組成部分，以保持資本主義的生產有利可圖🌷。” 在這裏9️⃣，“欲望和幻想”僅僅在一個已經得到闡述的馬克思主義框架中充當了一類新的對象，這個框架認為充足的需求是資本盈利的關鍵🙅‍♂️，從而是資本的存續本身的關鍵。

  正是在這裏，我們應該留心與老式的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危機傾向的診斷相關的重要爭論:按照這一診斷🙅🏿‍♂️⛑，經濟危機是消費不足的產物，而引發消費不足的是對工人階級的剝削，或者說是對剩余價值的榨取。這個信條和它的資產階級姊妹，即凱恩斯主義在大蕭條之後的年代達到了鼎盛。它們的缺陷後來在實踐中顯示出來了👨‍🦼，並在理論中得到了澄清: 1970年代的危機不再與有效需求的缺乏相伴隨，因為“只要把信用的過剩傳遞到消費者身上，他們就可以緩解消費不足的問題，並使陷入蕭條的工廠重新開始經營”。也就是說，只要消費者被允許沉重而長期地負債🥼🙍🏻‍♂️，有效需求就可以上漲🏋🏿，經濟危機也可以被置換到另一個層次，即金融危機和( 主權) 債務危機的層次。

 因此👨🏿‍🦲，如果剝削可以被界定為一名行動者為了使自己變得富有而以其他行動者為代價的做法🧑🏻，我們就可以假定，剝削雖然在美好的舊時光裏僅僅發生在生產過程中🛅，現在卻還會出現在消費過程中，因為正是普通消費者債務纏身🏃‍➡️🖌，填充了有錢人的口袋，並在危機期間受苦🛀🌐。如下觀點已經不再成立了: “在資本主義中，國家認可的財產權和國家強製的契約關系構成了私營企業在生產環節獲取剩余的手段。”倘若推演到極致的話，即使剝削或對剩余價值的占有在生產中完全不存在🤨，即使我們的生產組織類似於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所設想的由協作的工人民主控製的自由聯合，剝削也依然可以在舉債消費的外表下發生，資本主義及其危機傾向也依然可以運作。用非常直白的話講，既然你的老板可以在生產中、在消費中或在兩者中從你身上收割剩余價值，他在原則上就可能首先向你支付一筆不折不扣的體面薪水🏄🏼‍♀️，然後在消費過程中取回他“應得”的份額——在這個假設的例子中，你甚至不需要欠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理查德·皮特(Richard Peet) 最近創造了“消費中的剝削(exploitation in consumption) ”這一簡潔有力的術語，用它表示“早已存在的叫作‘債務奴役(debt peonage) ＇的剝削在近期的激化形式”; 按照他的觀察🤏🏽，“工業資本主義主要通過工資體系剝削生產工人💛🚵🏽‍♀️，而金融資本主義添加了基於負債的對消費個人的剝削。”萊斯利·斯克萊爾(Leslie Sklair) 也提出，“消費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之所以可能😩，靠的是20 世紀的兩項重大發明，即購物中心和信用卡”✅。

 那麽🧚🏼‍♀️🥳，由信用卡之類的東西武裝起來的快樂的消費者會把自己的錢花在哪裏? 皮特僅僅提到了“上漲的房價”和“由商品期貨交易造成的較高的商品價格”——我們至少可以把賭博和性服務補充進去［他在另一個語境下也提到了賭博🐀，並列舉了“國營彩票🤸🏻、賭場、數字型彩票、教堂大廳的賓果遊戲、全贏製賭博、口袋妖怪卡片”]——但在這些之外，筆者的答案當然是與消費主義相關的差別等後現代觀念的感受。可見，消費主義文化領導權之所以從根本上幹預了經濟🧬🧗🏻‍♂️，是因為它進一步加劇了消費中的剝削♻，以致對剩余價值的占有現在進一步延伸到了生產場所之外。於是🛻，倘若我們僅僅考慮資本家階級在生產中拿走的部分(理論上，這個部分現在甚至可以被取消) ，那麽剝削水平就會顯得遠遠低於實際水平; 只有當發生在消費中的差別溢價被計算在內時，對剩余價值的榨取才能得到充分理解。簡言之，剩余價值如今包括兩個部分🚣🏽‍♂️，而非只有一個部分; 在執行這種兩階段的剝削時🧂，皮特所分析的金融資本位於通常由國家背書的經濟領域，後現代消費主義則以文化的方式加入了這場惡毒的遊戲。此外，為結婚而買房和要自己的孩子出人頭地在今天的中國擁有文化領導權，它們的經濟後果似乎與消費主義文化領導權相同，盡管它們不是消費主義的或後現代的，而是傳統的🥷🏼。

 進一步講，鑒於剩余價值的一分為二，馬克思關於利潤率下降的趨勢的至關重要又充滿爭議的敘述也需要改進🧑‍🧒‍🧒。在馬克思原本的公式的三個基本變量中🌌，不變資本c 是不受影響的，但是可變資本v和剩余價值m 變得成問題了: 按照他原先的界定，屬於消費過程的那部分剩余價值會被錯誤地歸入可變資本，因為它屬於工人的報酬，而這正是可變資本原本所指的東西🏸。由此🦵，如果其他條件不變，那麽在消費主義文化領導權之下，馬克思關於利潤率下降的理論就會顯著低估利潤率，因為一部分m被劃給了v，從而高估它下降的趨勢👩🏽‍🦲，即便原先的基本結論🌛，即利潤率在長期趨於下降也許仍然成立——馬克思主義決不能活在長遠的預言中。實際上👩‍👦，資本主義如今的情形似乎非常陰暗: 葛蘭西把福特製視為“工業為了克服”上述趨勢“而進行的一連串嘗試的最終階段”🍓，但在這之後又出現了完成這項任務的新途徑👨🏿‍🚀，它不僅十分有效👨‍👨‍👧‍👦，而且源於消費主義文化這個意料之外的場所🧛🏼‍♂️。後工業時代已經建立了獨有的遏製利潤率下降的手法👨‍👨‍👧‍👦，雖然許多久經考驗的手法依然有用。

 關於消費主義文化領導權的經濟後果，最後還要說明的一點是它對階級的社會意義的巨大影響🫑。圍繞無產階級的消亡、所謂中等階級的崛起、以及再次出現的廣大群眾無產化的可怕前景已經有了數不清的辯論; 這些問題無疑超出了這篇論文的範圍🛌🏿🤴🏻，但筆者的理論也許可以提供一點啟發🤾🏿‍♀️。隨著兩階段剝削的發展，正宗的無產階級就收入而言的確可以完全不存在，因為我們現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人所獲得的相對較高的收入似乎是可以容忍的——它歸根到底可能並不導致資本家階級的任何經濟損失👩🏻‍💼，更不用說政治影響力的下降了。如果我們考察工人的主觀方面，這裏的反諷就更大了: 在一定程度上，他如今被鼓勵去培養多種興趣，向形形色色的他者性保持開放🙌🏼，以便維護對差別的欲望👐🏿，主體的赤貧——就像查理·卓別林的電影《摩登時代》(Modern Times) 中的工廠工人那樣——倒是傾向於消失👮‍♂️。不僅如此，我們還應該註意到，這種可能性是可以普遍化的，不像許多製度有賴於(極少數) 發達國家對世界其他地區的絕對優勢: 全世界的工人可以一起參與這場移動和創新的宏大遊戲👬🏻，它的旗幟上寫著“各自支付差別溢價🧛‍♂️，各自獲得差別的享受”。因此，消滅貧困、偏見、排斥等等的鬥爭固然十分重要↗️，但在由此造就的世界中🤼，被剝削者——他們實際上受到了兩次剝削——可能或多或少滿足於自己的生活✝️，即首先在無產化的威脅下努力工作🌭，然後獲得不錯的報酬，最後陶醉於不斷更新的對象和對自身的變動，由此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交還到它“應該”去的地方。目前，這樣一幅荒謬的場景當然僅限於少數地區，但我們應該記得馬克思的一句令人戰栗的話: 鑒於《資本論》的德國讀者可能幻想德國的處境比英格蘭好🛳，馬克思警告說，“這正是說的閣下的事情👩🏼‍💻！”

 從葛蘭西的角度看，上述階級問題顯得尤為怪異💇🏿‍♀️。當他談到“一個社會集團對整個社會的政治和文化領導權” 時，這個“社會集團”明顯主要指的是統治集團(對反領導權而言，就是某個被統治集團) 🎪。然而在消費主義文化領導權之下，被統治者和被剝削者卻在這一文化領導權的形成和運作中扮演了日益主動的角色👟，盡管這是對剝削者和壓迫者有利的🧭。牧師這一古老形象——他在下層階級面前宣講掌握領導權的文化——已經遠去了; 如今反倒是下層階級自己給自己宣講消費主義欲望👨‍🦲，卻不能夠真正在經濟和政治上控製自己💇🏼‍♀️⏯。掌握領導權的文化居然被托付給了曾經貧困的無產階級的後繼者，這也許是前所未有的。換句話說👩🏼‍🎨，現在變得富有的“無產階級”的“自發哲學(spontaneous philosophy) ”導致了他們在實踐中會以自決的、自律的方式服務於資本家階級。

（《哲學研究》2017年第10期）

編輯丨蔣雨語